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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军曾先后与日军、英军兵戎相见；朝鲜战争中，曾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共17国部队，决一雌雄；20世纪60年代后，又与印军、美军、南越军、苏军、越军交过手。一部人民解放军与21国部队的交战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的壮大史；一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史；一部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英雄史。  
　　  
　　美国军队――与我军三次交战均损失惨重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我军曾与美军三次交战，而且都是在国外，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援越抗美战争，第三次是支援老挝抗美防空作战。  
　　 朝鲜战争是美军与我军首次交锋。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开赴朝鲜，与“联合国军”进行了近3年的浴血奋战。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损失兵力162708人，其中战死54246人，伤103284人，失踪、被俘5178人。其死亡人数占侵朝“联合国军”死亡总数的94*9郾16％。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是美军伤亡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笔。  
　　 我军与美军的第二次交锋是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的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先后派高炮部队分5批开赴越南轮战，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支队，共有16个支队(师)，辖63个大队(团)及部分独立营、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共计15万余人。在与美军作战的时间里，我军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铁道兵、工程兵部队10多万人，帮助越南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桥梁、铁路、公路、涵洞等。在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很大代价，4200多人负伤，1100名官兵壮烈牺牲，长眠在越南国土。美军在中越军队的联合打击下，终于以败军的身份撤出了越南。  
　　 我军与美军的第三次交锋是1969年至1973年的支援老挝抗美防空作战。在老挝期间，我军对空作战95次，击落飞机35架，击伤24架。在援老抗美防空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69人献出了生命，其中210人被安葬在老挝孟塞和班南舍烈士陵园中。  
　　  
　　 日本军队――我军战胜的第一外国侵略军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闻名遐迩的成名仗有三个：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大规模交锋，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对手是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扬名天下；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大喜，致电说：“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八路军第二个成名仗是夜袭阳明堡。1937年10月19日深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袭击了山西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击毁机场上的24架飞机，消灭日军机场卫队100多人，在全国引起轰动，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八路军第三个成名仗是黄土岭大败日军独立混成旅团，击毙日军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此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英国军队――与我军两次交战均丢盔卸甲  
　　  
　　 英军与我军首次交战是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4月20日，为阻止我解放军渡江，英国军舰向我军进行挑衅，我军立即予以还击。  
　　 三次交火，英舰损失惨重。  
　　 然而，英军并没有接受教训，一年后，又在朝鲜战争中与我军为敌。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英国遭受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人民交手的最惨重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经典”之战是消灭了英联邦第一师第二十八旅的“皇家苏格兰团”、英联邦第二十九旅的“格洛斯特营”和“皇家重型坦克营”三支“王牌”部队。  
　　 1951年10月3日，在朝鲜马良山，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一师与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开始了生死决斗。  
　　 战斗结束后，“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的1701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在被坦克摧垮的碉堡里，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幸存的46名英军官兵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整个战斗只用了3个多小时。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马良山一战损失就占总数的39％。  
　　 在1951年4月24日的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团在雪马里使英军“格洛斯特营”成为瓮中之鳖。  
　　  
　　 雪马里战斗，志愿军六十三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队、一个重型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9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了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  
　　 志愿军消灭的英军第三支“王牌”是二十九旅“皇家重型坦克营”。朝鲜战争中，英军投入战场的有两个坦克团，其中“皇家重型坦克营”不仅装备好，而且名气大，它装备着性能优越的“丘吉尔”重型坦克，在多次进攻战中大显锋芒，是“联合国军”公认的“装甲劲旅”。在第三次战役中，被志愿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利用夜袭，一举端掉。  
　　  
　　 法国军队――与我军两次交战均惨败收场  
　　  
　　 我军与法军的第一次交锋是建国初期在越南进行的。  
　　 1950年底，中国顾问团协助越南军队准备进行边界战役，在中国境内装备和训练了一大批越南主力部队。边界战役举行前，越共中央又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越南，经过战场调查，很快拟订出边界战役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武元甲等越军前线指挥部高级指挥员的一致同意。随后，中国师、团、营三级军事顾问成员，分别深入到越南各参战部队，协助越军各级指挥员做战前准备。  
　　 按照陈赓拟订的作战方案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精心指挥以及越南军民的奋勇作战，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军望风而逃。  
　　 边界战役后，陈赓回国。后来，越南军队与法军的红河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展开的。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宣告了法国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  
　　 朝鲜战争期间，我军与法军交战不再是间接的顾问团，而是两军真枪实弹的短兵相接。  
　　 1950年7月22日，法国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南朝鲜，加入“联合国军”海军行列。8月25日，又创建1个独立营，番号为“联合国军法国营”，莱米勒中校为营长。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法国营战死262人，伤病、失踪、被俘1127人，共计1389人。  
　　  
　　 南朝鲜军队――与我军交战最多的部队  
　　  
　　 在朝鲜战争中，我军与南朝鲜军交战的次数最多，抗美援朝第一仗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抗美援朝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也主要是与南朝鲜军打的。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以及上甘岭、金城等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七师大部，歼灭第一师、三师、八师各一部，共计7584人，俘敌4741人。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消灭南朝鲜第七师、八师5962人，俘敌5568人。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二师、五师4593人，俘敌5967人。  
　　 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三师、五师、六师、八师共计8861人，俘敌7769人。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三师、五师、六师、七师、九师60537人，俘敌5233人。  
　　 另外，在1951年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1953年反击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25万多人，俘敌8354人。  
　　 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南朝鲜军313500多人。并重创了南朝鲜军“王牌”首都师，彻底捣毁首都师的“王牌团”(“白虎团”)团部，使该团团旗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  
　　  
　　 与志愿军交战的其他“联合国军”  
　　  
　　 1951年，比利时派出一个步兵营入朝，比利时营隶属于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损失440人，其中死伤395人，被俘5人。要不是不断补充新兵，比利时营几乎不复存在了。  
　　 朝鲜战争期间，土耳其投入一个步兵旅，配属在美军第一军团的序列中。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与土耳其旅作战十余次，土耳其旅死伤、被俘、失踪3216人，其损失的兵力在“联合国军”中居第3位。  
　　 泰国陆军二十一团是从泰军中精选出来的混成部队，美式装备、美式训练，但在铁原以西190*9郾8高地战斗中，被志愿军消灭一个加强连。后来又屡战屡败，共损失1273人，超过了入朝时的1057人。  
　　 朝鲜战争中，澳大利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精锐加入“联合国军”，有两个步兵营，三艘驱逐舰，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空中运输中队，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5位。  
　　 “联合国军”中有5个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出动了陆、海、空三军，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还是追随美国，主张突破“三八线”吞并北朝鲜的9个国家之一，其他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巴基斯坦、古巴。  
　　朝鲜战争期间，澳军战死746人，伤病、失踪、被俘1112人，共计1416人。  
　　 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3位，1953年7月增兵到6146人。  
　　 但加拿大出兵不出力，仗打的寥寥无几。规模最大的战斗是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与志愿军四十六军三九七团3个排交锋。这次战斗，加军动用了二十五旅3个连队，被歼220人。另一次是芝浦里战斗，加军动用二十五旅配合美军第三师、二十五师与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交锋，也以失败告终。此外，加拿大海军还参加了运输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大逃亡。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战死312人，伤病、失踪、被俘1244人，共计1556人。  
　　 朝鲜战争中，埃塞俄比亚派遣1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军”，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埃军仅在上甘岭战役与志愿军交战一次，就死121人，伤病536人，共计657人。上甘岭成了埃军的“伤心岭”。  
　　 朝鲜战争中，新西兰没有出动短兵相接的步兵，只派炮兵十六团和两艘护卫舰参加“联合国军”。虽然没和志愿军面对面交战，但也有23人在炮火中丧生，79人伤病、失踪，共计102人。  
　　 1951年，哥伦比亚派遣1艘护卫舰、1个步兵营，共计1153人来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在上甘岭战役、老秃山战斗和汉江地区防御战中，给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击毙哥军163人。哥军在朝鲜战争中伤病、失踪、被俘476人。  
　　 朝鲜战争中，希腊派遣皇家空军十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参加了“联合国军”，其空军担任运输任务，步兵营配属给美军“王牌”骑一师对志愿军作战，但美军“王牌”没能挽救希腊营的失败命运，192名官兵成了美军的替死鬼。朝鲜战争中，希军有545名官兵伤病、失踪、被俘，加上战死者共计737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菲律宾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两国直接贸易中断。1950年10月，菲律宾派遣一个由1143人组成的步兵第十营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军战死112人，伤病、失踪、被俘356人，共计468人。朝鲜战争后，菲律宾仍未接受历史教训，强行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信口雌黄地把强占的岛屿说成是菲律宾领土。  
　　 朝鲜战争中，荷兰出动1个步兵营和1艘驱逐舰，共725人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荷兰军队在汉江地区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中交锋，荷军战死120人。此外，还有648人伤病、失踪、被俘。  
　　 1951年1月31日，卢森堡用滥竽充数的一个步兵排44人参加了“联合国军”，尽管出兵最少，但比例却最大，因为卢森堡全军仅有一个营550人。虽然它伤亡仅有15人，但伤亡的比例最大，占出兵总人数的34％。  
　　 1950年11月14日，南非联邦派遣空军第二大队的25架飞机参加“联合国军”，该大队有“飞豹部队”之称，是南非的飞行劲旅。在朝鲜战争中，南非“飞豹”尽管享受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也未能逃脱志愿军布下的“空中坟场”，34名飞行员命丧蓝天，8人跳伞生还，但最终还是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领土争端，与印军、南越军、苏军、越军兵戎相见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迫不得已进行的一场战争。此次反击战，印军伤亡人数是我军的3倍多。中国在胜利后主动后撤，并将其被俘人员全部交还，表现了中国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大国风范。  
　　 南越海军是西沙一霸，在中国领海和岛礁称王称霸。1974年1月，南越的“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卫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西沙海战。结果，“怒涛”号护卫舰沉入海底，“陈庆瑜”、“陈平重”、“李常杰”号驱逐舰受到重创，侥幸逃生。  
　　 西沙之战，我军打退了敌人对琛航、广金两岛的进攻，收复了被南越军抢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珊瑚岛上的36名南越军官兵，除被击毙的外，其余全部被俘，包括一名美国领事馆的联络官，中国的五星红旗插遍了西沙群岛的每一个岛屿。  
　　 西沙海战后，我军在1979年至1987年进行了长达8年多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至1978年8月，越军在中国边境地区制造了3398起挑衅事件，侵占中国领土达162处，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34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苏联边防军挑衅珍宝岛、血战珍宝岛、兵败珍宝岛；人民解放军捍卫珍宝岛、鏖战珍宝岛、得胜珍宝岛。中苏之战，历史自有评说。

——转载自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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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版本在Mozilla Firefox浏览器浏览有所错误，现在已经修正了这一错误，用此版本的朋友可以重新下载～以便使用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2004年11月24日 第一版)

   有人说，台湾海峡与中东、朝鲜半岛并称当今世界三大危机多发地带。50多年来，台海地区爆发过4次危机：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55年和1958年，均导致低强度的军事冲突；第三次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至1996年台湾“大选”结束；第四次是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自2003年底陈水扁推出“台独时间表”后，台海进入第五次危机期。专家认为，随着陈水扁“台独”步伐的加快，危机随时可能激化。

　　如果发生危机，中美会如何处理？近日，前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上将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首次披露他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时，参与处理1996年台海危机的全过程，希望对各方有所启示。

　　他下达了调航母的命令

　　199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迫于国会亲台势力的压力，允许李登辉访美，李借机在美公开鼓吹“台独”。为警告李登辉不要一意孤行，我解放军随即在台海进行了军事演习。1996年3月，我宣布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害怕局势失控的美国急忙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以东游弋。这就是著名的“1996年台海危机”。

　　当时，普理赫到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上任刚刚5周。他回忆说：“华盛顿的时间比夏威夷早6个小时。那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让我尽快回电话的留言。几乎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助手放在办公桌上的情况报告。我觉得不妙。这会成为导火线，我们得采取行动。”

　　普理赫说：“当时沙利卡什维利那边是下午1时。我告诉他，我们会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提交一个方案。”其实，沙利卡什维利并不是最高决策层的一员，他只是普理赫与国防部长佩里交流的“中介”。当时，在华盛顿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些议员甚至说：“我们派5艘航母去，炸了他们的港口。”普理赫认为，那些都是“不负责任的人”。

　　在短时间的磋商后，普理赫决定向台海调遣航母战斗群。他说：“我们当时在菲律宾部署有‘独立’号航母战斗群。那天下午，我命令这些战舰向台湾东部移动，而不是向中国大陆这边。”不难看出，普理赫之所以命令美军绕开台湾海峡，一是避免过分挑衅大陆，二是为了保护航母安全。

　　令人惊讶的是，在调动“独立”号时，他们对下一步怎么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调动舰队以后，我们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后来，国防部长佩里对普理赫说，派遣一组航母舰队还不够，需要再派一组。于是，他们又从波斯湾调来“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航母调遣完后，美军开始评估大陆可能的反应。大陆会不会借此对台动武，成为白宫和国会辩论的焦点。当时，共和党议员们趁机宣扬“中国威胁论”，给克林顿出难题。克林顿政府则认为，美军的行动应有所收敛，否则两国关系将倒退到敌对状态。普理赫说：“我们按兵不动，密切注视着局势。我们肯定大陆不会攻打台湾。”

　　在向台海派遣航母战斗群的同时，美国也通过相关渠道，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普理赫说：“我们通过外交方式告诉台湾，我们这样做不是给你开空白支票。我们是在阻止事态继续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美对台海行动如何决策

　　美国专家认为，普理赫选择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公开这段历史，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让大陆了解美国处理危机的方式；二是希望有关各方吸取教训，更加谨慎，避免发生冲突。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台海形势的发展，一旦发生危机，就会启动最高军事决策机制。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全军最高统帅。总统通过国防部领导和指挥全军。在经历了越战以及1980年伊朗人质事件后，白宫体会到文职人员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弊端，提出了“任务式命令法”这种新的军事决策机制，即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对“打不打仗”和“为什么要打仗”等根本性问题作出决定，由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官决定“如何打仗”。

　　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美国军事决策的流程将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组成最高指挥当局，决定“打不打”；然后，由参联会主席通过国家军事指挥系统，把命令下达给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接下来，由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负责具体作战事宜。在实际操作中，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权力相当大，比如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普理赫直接下达了向台湾东部海域派遣航母战斗群的命令，而并非由克林顿总统亲自决定。

　　中美应加强军事交流

　　普理赫特别提到，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军方始终没有交流。“这是我从这件事得到的教训。我们跟很多国家的军方都保持交流，其中有些国家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和解放军没有任何联系或交流，倒不是说我们非得做朋友，但我们需要交谈。”

　　其实，中美两国建交后，双方的军事交流也一直在进行，而且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逐步深化，并建立了相应的交流机制。但美方在此问题上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经常使中美军事交流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比如1989年后，美国政府严重干涉我内政，宣布暂停中国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国防部长秦基伟的访美安排，导致两军交往中断5年之久。其后发生了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两军交往一直走走停停，在曲折中前行。

　　近年来，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中美两军交往呈上升势头，尤其是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戈访华，以及我国防部长曹刚川和总参谋长梁光烈访美后，两军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交流管道也更加通畅。比如，美军进行“2004夏季脉动演习”和我军进行东山岛演习等重大军事活动期间，双方都能及时通气、打招呼，避免了台海形势的恶化。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元首也保持着热线联系。从今年的情况看，中美两国元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电话联系，而且多数时候话题都跟“台湾”有关。

　　台海仍是危机高发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海危机从来不是单纯的国内危机。大多数专家认为，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有一方不愿合作处理台海危机，事态很可能会朝着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台湾当局认为，在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实现“台独”最后的“机会”。因此，陈水扁不断铤而走险，不仅坚持“2006年修宪、制宪”，还鼓噪就“一中”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严重危害台海安全。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在遏制“台独”势力坐大的同时，又给台湾当局发出一些错误信号。目前，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6108亿新台币的对台军售，一方面加强了在台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除了在太平洋地区继续保留近30万人的兵力外，B—52轰炸机、核潜艇和AGM—86型巡航导弹已经进驻关岛基地；美军还将向夏威夷增派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在澳大利亚设立训练中心；在东南亚地区，美军已取得新加坡港口的使用权，还企图在菲律宾、越南建立军事基地。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这一系列军事调整，克服了“距离上的障碍”，使美军战略核潜艇抵达台湾海峡的时间缩短了5天。近来还传出美军要在距台湾本岛仅460公里的下地岛兴建军事基地的消息。

　　今后几年，台海变数很多。中美双方除了要加强政策层面的沟通，还需依靠明确的政治信号、先进的信息技术与高效的通报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大国间错觉与误判的几率。这不仅需要共识，更需要付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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